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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再流行的政治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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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5-12-22 2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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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导演冯小刚在2017执导的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芳华》，以上世纪70-80年代军队文工团为背景，讲述一群青春少年的爱情、成长与时代变迁，涉及文革、中越战争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敏感历史，在当时上映时反响并不大，没料到现在突然在网络爆红，引发“芳华热”。
从2025年11月底开始，在以年轻受众为主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站）上，一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UP主“聊会儿电影吧”的三集深度解读视频，以中国Z世代熟知的穿越风格，将《芳华》从“青春怀旧片”重新解读为一部揭示阶级固化、社会不公、底层善良被碾压的“阶级压迫现形记”，解说影片隐晦的挑战中共官方论述，指文革由“那群官宦子弟最后赢得了全面胜利，资源、政策、市场、时代红利全部占尽”，引发中国年轻人对《芳华》的共鸣与着迷，也触动了对文革解释的敏感神经，视频迅速爆红，总播放量突破3700万，不计其数中国网民通过B站的弹幕功能，在视频中刷屏“刘峰就是我”“人民万岁”“进行到底”等政治色彩浓重、情绪化表达的弹幕，呼应并支持博主的观点。热潮迅速蔓延到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形成现象级“芳华解读热”。12月5日官方把视频下架进一步放大事件，网络“冲塔”此起彼伏。
如果只从文本本身出发，《芳华》并不具备成为政治爆点的潜质。它既不激进，也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是高度克制、充满自我审查的作品。冯小刚在其中展现的，并不是革命激情，而是对集体主义的留恋，对理想主义的哀悼。但正是在今天，这样一部电影，却在B站、抖音等平台上，被反复拆解、嫁接、指代，成为千万级流量的“政治母题”。这本身就说明《芳华》已经不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刻意针对当前现实而进行重新解读的符号。
很多人对这些解读视频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充斥着历史常识错误、粗糙的阴谋论、指桑骂槐的情绪宣泄。这种评价在事实层面并非不成立，但在政治判断上却是危险的。因为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内容质量如何，而是如此庞大流量的结构。如果我们把这次三千多万年轻人围观、共鸣、转译、甚至过度解读《芳华》的现象，简单理解为“怀念文革”“历史倒退”“极左思潮复燃”，草率地归结为情绪或无知。这种解释虽然安全，却并不诚实。在极权下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是在高度受限的公共空间中，内容的质量远不如其流行程度重要。当平台已经明显限流、删帖、降权，而相关视频依然动辄千万播放、几十万评论，这说明年轻人并不是因为《芳华》才愤怒，而是因为愤怒，才选择了《芳华》。
《芳华》为什么是现在引起热潮而不是在其上映的2017年流行，这是理解整件事的关键。2017年的中国年轻人相信努力有回报、上升通道存在、规则虽然不公，但可博弈。而在2025年的年轻人普遍确认了出身决定天花板、努力只能换来延迟淘汰、规则是为既得利益者设计的。《芳华》没有变，变的是观看它的人。当年它是“伤痕文学”，今天它被读成了“阶级寓言”。
在这些视频和弹幕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前三十年的革命成果，被红色贵族瓜分、继承、制度化”。从严格的历史和政治学角度看，这种叙述显然过于简化，甚至存在明显错误。但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传播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极其直观的道德解释：我们之所以贫困、内卷、无路可走，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而是因为成果被别人合法继承了。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制度性不平等的社会里，这种解释几乎是唯一能成立的叙事框架。它简单、粗暴，但有效。在缺乏制度性讨论空间的社会中，这样的解释天然具有优势，因为它不需要复杂论证，只需要清晰的道德对立。
更重要的是，这种叙事之所以会迅速“自组织”，并不是因为它逻辑严密，而是因为它在当下中国的公共语境中具备合法性与可用性。当自由、权利、法治这些现代民主政治语言被中共政权长期污名化，当对现实黑暗面进行批评被当局等同于“别有用心”，当对不公的质疑只能以道德愤怒而非制度分析的形式出现，那么仍然残存在官方叙事中的革命语言，反而成了唯一可被动用的批判资源。于是，“打倒特权”“反对官僚”“革命被窃取”这些高度情绪化、历史上已被证明危险的词汇，被重新擦拭、包装、复活，承担起本不该由它们承担的功能——替当代年轻人表达现实中的失败感、被剥夺感与无力感。
所以，这并不是一代人“主动选择了极端”，而是表达空间被压缩后的被动回流。当一个社会长期拒绝提供制度性的解释与出路，情绪就只能向历史退却，从过去寻找语言，从旧符号中借壳。于是，《芳华》这样一部原本温吞、克制的电影，被硬生生拽进了阶级斗争、政治继承、革命合法性的讨论场域。当所有现实批评路径都被封死后，文革话语成了唯一“合法的反抗语言”。这不是电影的命运，而是现实的投射。
从这个意义上说，《芳华》的再流行，并不是文化现象，而是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年轻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个人化、心理化的失败解释，而开始本能地寻找结构性、历史性的原因。这正是官方长期试图避免的转向。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不满被成功地导向“自我管理”，不成功是你不够努力，过得苦是你选择错误，被淘汰是你不够优秀。但当这一套成功学说辞在现实中全面破产，当学历贬值、就业塌陷、房价高企、福利收缩同时出现，个体归因机制就会失效。失败无法再被解释为个人问题，它必然开始寻找制度层面的答案。
这正是为什么《芳华》解读中反复出现“被利用”“被牺牲”“被抛弃”的主题。刘峰之所以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投射对象，并不是因为他“像某个历史人物”，而是因为他身上高度浓缩了一个当前社会所熟悉的逻辑：守规则的人最先被淘汰，付出最多的人最早被牺牲，道德并不能转化为回报。这种经验，在今天的职场、教育和社会流动中，几乎是普遍的。于是，当年轻人看到刘峰断臂、退伍、被遗忘时，他们看到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
同样，何小萍的“精神失常”之所以被反复强调，也不是出于猎奇，而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当代处境——当你终于被承认、被表彰、被需要时，你已经被这个系统消耗殆尽。荣誉来得太晚，尊严以表演的形式出现，个体的感受从来不在考量之中。于是，所谓“精神失常”，反而被解读为一种消极的自由——只有在精神失常后，何小萍才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不是悲剧的高潮，是她唯一的自由。在彻底退出维系体制的逻辑之后，人才不再需要证明自己。这种解读看似悲观，却极其贴合当下年轻人选择“躺平”“摆烂”“不婚不育”的心理逻辑。
因此，把这波《芳华》热简单定性为“再文革幻想”，并据此进行道德批判或意识形态围堵，是一种严重的误判。问题不在于年轻人是否真的想回到文革，而在于他们已经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那套隐形社会逻辑失去了信心。这个社会逻辑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只要接受暂时的不公平、忍受竞争与分化，未来总会有上升的可能。但当经济增速放缓、阶层固化加剧、上升通道收窄，这个逻辑事实上已经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产生“重新洗牌”的冲动，并不奇怪。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他们喊出了什么口号，而是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渐进改善的叙事。在官方话语中，一切问题都被处理为“发展中的问题”“局部问题”“暂时问题”，而解决方案永远指向未来。但对Z世代而言，未来本身正在失去可信度。当“耐心”“奉献”“吃苦”被反复要求，却不再伴随可验证的回报时，这些词汇就会从道德美德，转化为赤裸裸的压迫工具。
《芳华》之所以成为一个引爆点，正是因为它恰好位于几个叙事断层的交汇处，它涉及革命，却不彻底否定革命；它呈现不公，却不直接指控制度；它描绘牺牲，却拒绝提供意义。这种暧昧，使它既不构成直接挑战，又足以承载巨大的情绪张力。对于一个高度审查的舆论场而言，这种作品最容易被“二次政治化”，被当作安全的掩体，用来发射不安全的问题。这正是政权最为尴尬的地方，它不能否定这套话语，因为那是否定自身革命合法性。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芳华》再流行，揭示的是中国Z世代即将登上历史舞台时的一种基本姿态，他们未必会以组织化、革命化的形式出现，但他们已经开始系统性地退出对政权的认同。这种退出不是宣言式的，而是实践性的，不再投入、不再相信、不再为宏大叙事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可能会短暂借用激进语言，但本质上并不迷信任何一种现成意识形态。他们既不真心拥抱“再文革”，也不再接受“维持现状”，他们只是用现有工具表达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这套秩序，至少对他们而言，已经失效。
当年轻人在弹幕里说“我就是刘峰”时，他们是在进行一种冷静的身份确认——我也是那个相信规则、遵守流程、努力工作，却随时可能被优化、被替代、被牺牲的人。当年轻人不再把刘峰的牺牲理解为“时代需要”，而是理解为“制度必然”；当他们不再把何小萍的屈辱理解为“个性问题”，而是理解为“阶层门槛”；他们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转变——从“被统治者的忍耐”，走向“被统治者的理解力”。这不是革命，但它是政权去合法化的第一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芳华》再流行是一个政治信号，而不是文化偶然。它意味着当中共政权既拒绝制度性改革，又无法继续提供增长红利时，年轻人终将从情绪走向判断，从共鸣走向疏离这个长期被压抑的问题正在以曲折、变形、甚至危险的方式浮出水面。这或许不会立刻表现为剧烈的冲突，但它会深刻改变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芳华》被重新解读、被疯狂转发、被迅速下架、又被反复谈论，正是中共政权正在失去整整一个世代年轻人的清晰标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彻底放弃了对现有政权的情感与理性认同。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政权依然故我，那么下一次被“重新解读”的，就不会只是一部电影了。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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