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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社会控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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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2-27 2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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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高密度控制下的社会窒息化进程
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打破文革后党内权力交替的基本惯例，确立了个人高度集权的统治结构。经过2024年的全面权力清洗与制度重塑之后，进入2025年，习近平已完成对党、政、军、宣传与安全系统的彻底掌控，一个以个人意志为最高指令的权力体系正式成型。
面对持续恶化的经济下行、国际围堵、社会不满累积与体制内部风险，政权不再寄希望于改革或缓和，而是选择以更高密度、更深层次、更系统化的社会控制作为唯一治理手段。意识形态、媒体舆论、互联网平台、教育文化、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社会组织与个人生活，均被纳入一张不断收紧的治理网络之中。
2025年的中国社会，不再是短期高压运动式管控的社会，而是进入了一种常态化、制度化、技术化的全领域管控状态。通过制度设计、行政许可、平台审查、数据监控与社会性压力，使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感知边界、回避风险、限制表达。
在内外多重压力下，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已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成为维系统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种控制深刻影响着每一个社会领域、每一种公共关系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预期。
本报告系统呈现在2025年，中共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技术治理、法律工具与社会规训相互嵌合，构建出一套前所未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并由此将中国带入一个更封闭、更压抑的不确定未来。
二、意识形态控制
在2025年，中共继续把意识形态控制视为维护政权稳定和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核心战略。宣传系统高度统一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通过国家政策与组织动员体系，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党政机关、教育系统、媒体平台、基层宣传和群众生活领域。官方明确将意识形态视为“凝心铸魂”与“旗帜导向”，必须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
全年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依然在政治与社会生活各层面被高度强调和执行。通过理论宣传、媒体控制、社会价值引导与家庭教育浸润，中共试图在全社会构建一种一致的价值共识和政治忠诚，以维护政权稳定、延续执政基础。官方话语结构明显围绕一体化宣传体系展开，强调国家发展成就、历史叙事与文化自信，同时限制异质观点的传播与扩散。从官方宣传与政策安排看，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具有系统性、制度性与长期性，其影响已经超越政党内部，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从官方文件、高层培训、媒体动员到家庭价值观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中可见一斑。
1.意识形态控制作为国家战略核心
进入2025年后，中共对社会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个关键性转变，意识形态控制不再只是宣传领域的政策重点，而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核心支柱。如果说过去十年的意识形态治理主要承担“维护合法性”功能，那么2025年的意识形态体系则进一步承担了替代改革、替代协商、替代制度调整的结构性角色。在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累积、国际环境恶化、体制内部信任衰减的背景下，政权不再以改善治理绩效作为主要稳定来源，而转向以强化信念统一与思想边界作为维系统治的首要工具。意识形态由此从“辅助治理”转变为“基础治理”。
过去，中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主要用于建构政权历史正当性、维持社会认同、引导舆论方向。而在2025年，它进一步被用于识别潜在不稳定因素、塑造社会情绪预期、阻断替代性价值体系生成、预防组织化反对网络形成。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已不再只是“讲什么”，而是成为一套用于筛选、过滤、塑形、驯化社会行为的系统。它不再是宣传部门的单一任务，而是贯穿教育、媒体、平台、司法、社会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总体性控制逻辑。
2025年，官方文件与政策实践中，“意识形态安全”被持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之内，由此形成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社会控制机制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在这一框架下教育体系承担信念塑造，媒体系统承担叙事垄断，互联网平台承担过滤执行，法律体系承担威慑兜底。意识形态控制由此成为连接所有社会控制领域的战略枢纽。
2.理论武装与政治忠诚教育体系
进入2025年后，中共的理论武装与政治忠诚教育，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学习”或“政治宣传”，而是演变为一套制度化、常态化、考核化、组织化的忠诚生产体系。其核心目标不再仅是塑造认同，而是筛选可靠性、绑定组织依附关系、预防潜在偏离行为。可以说，2025年的理论武装体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控制结构的人力基础工程。
①理论武装从“学习活动”转变为“组织运行常态”
在2025年，理论武装已被嵌入中共各级组织的日常运转流程。表现为党委（党组）会议的“第一议题制度”全面固定化，各单位设立专职理论学习管理员，学习频次纳入年度考核硬指标，未完成学习任务直接影响晋升与评优。由此形成不学习即不合格，不表态即不安全。理论学习不再是教育行为，而成为组织内忠诚度持续验证机制。
典型事件：
2025年12月16日共产党员网发表中央党校教授马丽文章《坚持学用结合持续完善“第一议题”制度》，指“第一议题”制度，就是各级党委（党组）在召开常委会会议（党组会议）或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时，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第一议题”，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并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第一议题”制度绝非简单的会议程序，而是统一全党思想、校准行动方向的创新制度。
②忠诚教育向全社会职业群体扩展
2025年，理论武装不再局限于党政系统，而系统性覆盖教师群体、媒体从业者、律师与司法人员、国企管理层、平台企业高管、基层社区与网格员体系。各类职业资格续期、职称评定、执业许可，均与政治学习考核挂钩。形成专业能力可替代，政治可靠不可替代。这使整个社会的关键岗位，逐步被政治忠诚度筛选过的人群占据。
2025年政治忠诚教育向更早年龄层延伸，中小学教材强化政治领袖叙事，校园社团活动需接受政治指导，大学生入党前置化、普遍化，毕业就业与政治表现挂钩，目标在于在价值体系尚未成型前，先完成忠诚结构的植入，由此降低未来社会中出现独立政治认同的概率。
典型事件：
11月18日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振宇在新闻发布会上称黑龙江打造中小学“红扣子”工程等品牌活动，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广大师生“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更加坚定。
③全国统一的理论宣传体系
1月3日至4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各级宣传官员被指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进一步巩固主流思想舆论力量。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政治忠诚原则，并将此要求下达给党政军各层级。
中共官方文献和宣传体系建设在2025年显著推进，包括多部习近平理论文选和“学习纲要”的出版与推广。这些理论教材和研究成果被大量用于干部教育、宣传干部培训、基层宣讲与群众活动中。官方宣讲团深入乡村与社区，在形式上从单向灌输转向更具互动的现场宣讲。官方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党的新闻舆论根本立场，要求媒体恪守党性原则，通过信息控制与宣传引导巩固主流叙事。
3.媒体控制与舆论导向
中央和地方媒体被要求将意识形态贯彻到新闻报道、专题节目与宣传活动中。例如，官方融媒体栏目“和总书记面对面”“总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等都被用于宣传习近平思想、展示政策成果、解释国家战略。这类内容被视为构建“正确认知体系”的主要渠道。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信息服务均需在官方政策指导下运作，尽可能实现宣传与控评一体化，确保任何可能冲击主流叙事的内容受到快速引导或处理（官方表述强调“正面宣传、稳定预期、增强社会共识”）。
在2025年，中国对外媒记者的工作环境继续呈现高压态势：官方严格控制报道权限、采访范围和敏感话题的触及度。根据外媒关注与记者团反馈，境内可报道的“红线”持续扩大，导致外籍记者的调查性、现场报道受到更多限制，难以深入报道敏感议题。境外媒体观察组织指出，外媒记者的工作范围正在不断缩窄，这使得独立报道中国境内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典型事件：
7月14日，随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的澳洲广播公司（ABC）记者在北京鼓楼街区拍摄时，遭数名安保人员拦截并一度被限制人身自由，最终在澳洲驻华使馆介入下才得以离开。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中国对外媒的监控与干预已日益常态化，反映信息控管正在全面升级。许多地方官员和安保力量将“外国记者”与“敌对势力”“造谣媒体”画上等号，“先控制、再请示、最后放人”成为常见流程。
4.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渗透
进入2025年，中国的意识形态治理已不再局限于国家机构、公共领域或信息空间，而是进一步渗透进家庭结构、亲密关系与日常社会交往之中。这标志着社会控制体系完成了从“制度外部约束”向“社会内部自我复制”的关键跃迁。当意识形态进入家庭与日常生活，它不再主要依靠强制力量维持，而是通过情感、伦理、关系与社会压力实现持续运作。
2025年，习近平及官方媒体强调家庭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认为家庭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其价值观应与爱党、爱国相一致。这被视为意识形态控制向社会日常生活进一步渗透的一部分。通过媒体宣传和政策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等理念被嵌入从幼儿教育到成年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试图在社会基础层面构建一种统一价值框架。
典型事件：
12月15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称要重视和加强家庭教育，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树立远大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意识形态与宗教政策融合
进入2025年，中国的宗教治理已不再是单纯的宗教事务管理，而是完成了与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深度融合。宗教事务管理的最高指导逻辑是宗教安全即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即国家安全。宗教政策不再只是“管控信仰活动”，而成为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直接组成部分。这一融合标志着政权不再仅要求宗教服从国家，而是要求宗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延伸载体的关键转变。
中共传统宗教政策的目标是防止宗教脱离国家控制，阻止宗教组织形成独立社会网络。而2025年的新目标是重塑宗教内容，使其与官方意识形态一致，将信仰对象从超越性神圣转移至政治权威，将宗教情感转化为政治忠诚情感。这表现为“宗教中国化”进入实质教义改写阶段，经典文本被重新注释，宗教场所悬挂政治领袖语录，宗教仪式融入政治宣誓元素，宗教不再被允许保留独立的终极价值体系。
2025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推进“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组织和信仰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及中共领导核心保持一致，强化对教义的引导和对宗教活动的监管，使信仰与政权目标相符。这一政策强调宗教必须服从国家“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治稳定与统一叙事，从而在宗教活动与社会控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联。
典型事件：
在习近平强调“去阿拉伯化”、“去西化”、“去达赖化”的指示下，清真寺穹顶被改造为中式建筑、藏传寺庙内悬挂国旗与习近平画像成为强制要求、各省宗教场所被要求学习习近平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文艺审查
2025年，中国的文艺审查体系不再是简单的“内容删减机制”，而是一种对社会想象力、情感结构与意义生产的系统治理，发展成为一套覆盖创作源头、生产流程、传播渠道与消费反馈的全链条意识形态治理系统。
文艺不再仅被视为文化产品，而被明确定位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审查的目标，也从“防止错误内容”转向“塑造正确想象”。它通过制度、技术与市场机制，限定了人们可以如何想象社会、如何理解历史、如何预期未来，当文艺不再承担公共反思功能，社会也就逐渐失去通过叙事理解自身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审查并非文化管理手段，而是意识形态治理的核心环节之一。
典型事件：
前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2013年出版的著作《看见》在中国遭下架。5月15日，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通知天猫、淘宝、京东、当当、拼多多、新华等电商平台，称《看见》图书因“质量问题”停止出版发行，决定将该书全部下架并召回，请平台接到通知即刻停止销售此书。《看见》是柴静的自传体作品，讲述了她在央视的十年经历，记录中国社会问题如空气污染、留守儿童等。该书于201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成为该年的年度最畅销书籍，目前销量超过300万册。现为海外自媒体人的柴静在其Youtube频道上讨论许多中国禁忌话题，最新一期主题是采访台湾老兵谈国共内战，因此，网民认为书没有问题，是人变得敏感了。知情人士称，这是出版方与作者彻底切割的自我保全方式，因为柴静近期屡在自媒体平台触碰北京当局不喜欢的议题。下架柴静的旧作尽管杀伤力有限，却是官方对她以及其它类似的海外媒体人的警告。
①战略定位升级
2025年，文艺审查被明确嵌入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稳定与风险防控、青少年价值观塑造这些中共所谓的国家战略框架，文艺不再是“可以管也可以松”的边缘领域，而被视为塑造社会情绪、历史叙事与未来想象的关键阵地。由此，文艺审查不再以“消极防御”为主，而转向主动引导与结构塑造。
典型事件：
12月当局要求对演出内容要上报，部分演出由文化部门现场监督。演出经纪公司及一线从业者普遍反映审查尺度显着收紧：有的演出临时被要求删改，有的节目重新审台本，行业内部也逐渐形成更主动的自我审查氛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向其下属的艺术司以及多家民间演出机构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发出通知，要求各类演出“制度化”。相关单位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剧本全文、节目清单、主办方资质、安全预案、演出场地的信息及应急方案等文件，以备审核。中共官方对文艺演出的审查不仅提前，还延伸到表演现场。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文化市场行政人员会在演出期间进场查看，确认是否按备案内容演出。一旦发现新增段落、敏感表达的内容，可能当场叫停或要求撤下相关桥段。此轮审查并非针对某一作品或表演者，而是中共中宣部整体“政策收紧”的一部分。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省市建立演出内容的“日常化监管”机制，并对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设置内部预警。同时，演出公司需设立“内容安全责任人”，从创作初期便开始记录剧本修改并留档备查。在政策收紧的影响下，大陆文娱行业的创作面临不小变化。喜剧演员不敢再使用模糊隐喻，相声演员减少使用讽刺手法，剧场演出中加入法律或政策顾问已属普遍安排。舞台剧、音乐剧等相对封闭的叙事形式，也频繁因审查而调整台本。
②审查机制制度化、常态化
2025年的文艺审查已形成跨部门协作网络，宣传系统负责意识形态基调，网信系统负责平台与传播监管，文旅系统负责行业准入，教育系统负责价值导向一致性，审查不再是单点行为，而是制度合力的结果。
典型事件：
在持续的政策压力下，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基督教书籍书店——北京晨光书店宣布10月起关闭。10月27日是该书店最后一个营业日。该书店受到政府的压力，导致其“办不下去”。
③重点审查对象与高风险主题
2025年文艺审查的重点不在于露骨政治表达，而在于隐性价值风险。高敏感主题包括历史叙事的多元解读、个体对体制的结构性不信任、公共制度的失败经验、群体抗争与社会动员、权力失误与责任追溯、尤其是任何可能激发“制度反思”的叙事结构，均被视为高风险内容。
美国笔会4月24日公布2024年《言论自由指数》，中国再度蝉联“全球囚禁作家最多国家”之首，连续第6年占据榜首地位。根据指数，2024年中国囚禁了118名作者，比2023年的107名再多出11名，为增加幅度最大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监禁的作家有三分之一是线上作者；在118位中，9位是女性，33人在无正式起诉下遭到拘留；将近半数为少数民族作家，尤以维吾尔、藏族与蒙古族为主，他们主要因为模糊不清的“分裂主义”指控遭到逮捕和监禁。最新指数也显示，中国政府近年来扩大审查领域，网络情色、经济议题也被列入禁忌。
典型事件：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在中国大陆经营的付费Podcast节目“八分半”8月遭到全面下架，其官方账号被封禁。事件疑因他在节目中提及身陷囹圄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网民对中共当局连认为是“温和派的声音”都不能容表示愤怒。
④网络文艺与算法审查机制
2025年，网络文学、短视频、音乐、二创内容成为审查重点，采用关键词算法过滤、情节模式风险识别、用户互动行为监测、创作者信用分体系等控制手法，审查不再依赖人工判断而转向技术化、数据化、自动化的价值筛选。
典型事件：
端午节期间，陆续有中国耽美小说写手在社交平台微博上发文描述自己被兰州市警方远洋捕捞的经过。这些为了规避审核省去大部分细节内容的贴文指称，兰州警方此次带走包括在校大学生在内的数字创作者，并计划在六月晚些时候立案起诉他们。自5月下旬，陆续有多名海棠文学城的耽美作者在微博密集发文，自述近期被甘肃兰州警方跨省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罪名拘捕的经历。本轮被捕作者主要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有人称收到警方电话传唤后筹措路费前往兰州配合调查，“没想到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兰州公安局”；有的控诉审讯期间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回答私隐问题，感到人格受辱；亦有慨叹当初写网文是想帮补生计，没料到面临牢狱之灾和巨额罚金，手头拮据无法聘请律师打官司。有作者发文，称到了警局之后被逼问性生活、是不是同性恋，文章被批评根本是变态，作者愤慨表示：“有一句添油加醋，我不得好死。”
7.影视控制
在影视文化领域，2025年中国对于进口外国电影和影视内容的审查与限制继续作为意识形态管控的一部分。中国电影管理部门在2025年宣布出于贸易摩擦回应等官方立场，将进一步减少美国电影在中国大陆的上映数量，作为贸易与文化政策立场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在国际影业中引发广泛讨论，并被视为审查与市场策略交织的结果。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国电影、电视剧和节目设有严格内容审查机制，需要提前审批和删减“政治、伦理、道德”等被认为不符合官方价值观的元素才能上映。一些海外影视作品在获得中国市场准入前，被官方或发行方进行内容改动以符合审查标准。
典型事件：
2025年一部澳大利亚恐怖片《同甘共苦》在大陆上映时遭到数字化修改，将原本的同性婚礼镜头替换成异性场景，这一改动被影迷和媒体广泛关注和批评。这类审查手段显示中国监管机构对内容“价值导向”和“文化尺度”的严格把控。这是继剪刀手、穿衣服之后，中共又发明的新型审查手段：用AI给角色改脸改性别。
三、互联网控制
互联网最危险的属性，对极权政体而言，是低成本、去中心化、可规模化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共的核心战略目标之一是将互联网变成治理工具而非风险空间。
1.国家网络身份体系与大数据实名监控
①“网号·网证”国家网络身份认证体系上线
2025年7月15日，中国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体系，推行所谓的“网号”“网证”制度。该体系以身份证件为基础，赋予每个网民一个数字化网络身份，并绑定人脸识别和手机号，同时连接政务、教育、医疗、交通等多个互联网应用场景。这一制度扩大了已有的实名制监管，实际上为国家对个人网络行为监控提供了统一入口与系统基础。官方宣传该制度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与规范数字身份认证，但实际上这将极大增强对网络言论和个人网络行为的可追踪性，可能形成类似“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的技术基础。
②地方政府设“墙中墙”
长期以来，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制被视为中央集权式运作。但一份最新国际研究报告披露，河南省已独立于国家「防火长城」（GFW）之外，部署了具备自主审查与拦截能力的省级封锁系统。这一「墙中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信息管控正呈现地方化、碎片化趋势，审查权或已「下沉」至基层浮出水面。该报告由GFW.Report团队与斯坦福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等机构合作完成，于5月11日发布。研究自2023年11月起持续监测发现，河南省主要网络出口节点已部署非国家级、由地方运营的内容过滤设备，能主动拦截特定网站并重置连接。研究指出，河南「墙中墙」封锁域名超过420万个，数量远超国家级防火墙五倍，涵盖学术、技术、企业等众多非政治类网站，甚至包括部分河南本地高校和政府站点。报告警告，这种地方性过滤机制可能导致中国网民面临更隐蔽、复杂的审查环境。
这是典型的审查机制下沉现象。近年来中共强调“属地管理”“数字维稳”，地方为应对突发事件及“跨境炒作”。地方政府主动建立本地封锁系统，表明高层对信息流通日益警惕。
③跨部门统筹
在中共监控境外网络舆情加剧的背景下，中共成立新型机构，一个未见公开披露的省级协调机制12月开始浮出水面。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部分省份已设立「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作为内部运作的跨部门机制，统筹涉及境外网络平台与外网内容的相关事务。境外网络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与常规政府部门不同，该类机构并未列入公开的省级机构名录，也未见正式成立公告。据一名熟悉中共舆情控制系统的人士称，「协调小组办公室」多属于内部工作架构，主要用于整合不同系统的相关职能，尤其涉及政治敏感度较高、对外不便公开的境外网络事务。从运作层级看，上述机构一般设在省市级层面，并将相关指令向下传达。知情人士称，这类机构在运作方式上与部分国内协调机制类似，主要通过省、市层级进行统筹，并不需要向基层延伸。
2.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监控法规全面实施
2025年起，一系列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监管规则陆续施行与完善。数据与个人信息监管并非单纯的隐私保护政策，而是数字时代中共的维护政权安全与政治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数据=控制社会运行模型=控制未来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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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于1月1日生效，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对各类数据（个人信息、重要数据、出境数据等）进行分类管理，并对跨境传输等行为提出法规要求，强化了个人信息及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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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2025年5月1日起施行，要求大型数据处理机构开展合规审计，规范数据收集、存储与使用行为，以便更严格监管企业数据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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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政策与豁免规则》国家网信办于10月31日公布数据出境安全管理的答问集，明确部分跨境应用情景的豁免条件与合规程序，但总体上仍强调数据流动须在国家安全框架下进行管理。这些措施形成了法律制度层面的数据“捕捉—管理—审计”监督链，提供了国家监控和管理网络大数据的法理依据。
3.算法治理
中国监管部门于2025年初发起针对互联网平台算法治理的专项行动，打击所谓的“同质化内容推送”“数据驱动差异定价”等现象，强调算法透明、健康传播环境等监管目标。行动要求平台优化推荐机制、防止“恶意流量操控”，同时扩大监管对平台内容分发算法的影响。
这一行动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干预算法决策机制，影响平台对用户的个性化内容推荐；平台需对推荐逻辑和数据模型承担更多合规责任。
典型事件：
10月中国官方启动新一轮「清朗」行动后，一些近年来深受追捧的网络红人接二连三「中招」了，有的账号被暂时禁言、禁关注，有的一夜间被全网清空。当中受瞩目的有以「寒门指路人」形象爆红的升学规划师张雪峰、从游戏主播转型旅游博主的蓝战非，以及发明网络热梗「安卓人」「苹果人」的视频博主户晨风。上述被封禁的网红来自不同赛道，但他们有一些共性——坐拥巨大流量、具备破圈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们输出的价值观精准地触发了社会情绪共振。
4.人工智能内容控制：体系与措施
在2025年，中国AI内容控制措施已由早期的抽象指导向法制化、技术标准化和行业合规方向演进。这一整套体系显示出一条清晰的监管逻辑：透明可追溯、防止误导、强化责任与维护国家安全，使得AI在中国网络空间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持续处于极权的制度化控制之下。
随着《网络安全法》即将修订（2026年生效）并引入对人工智能伦理与风险监测规定，网络安全与大数据监控在技术层面深入融合。2025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和相关测试活动，标志着AI技术在网络监控、风险预警与大规模数据自动分析中的应用提升。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强调以AI技术增强网络防护能力，同时规范算法在安全与内容监管中的角色，这将显著提高官方对于网络行为和数据流向的技术追踪能力。
①强制性内容标识与治理制度
中国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自2025年9月1日起正式生效。该办法要求由AI生成的所有内容——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和虚拟场景——必须同时带有显式标识和隐式标识：显式标识是用户可见的标签（例如水印或文字提示），隐式标识是嵌入在元数据中的信息以便技术追踪与溯源。此规定覆盖平台与服务提供者，并已在多个主流社交平台落地执行。中共实施强制性内容标识的目的是既解决AI生成内容与真实内容难以区分的问题，强化内容来源的可追溯性与责任认定，也是让平台对AI内容的分发承担更大审查与安全义务。
②专项整治行动与合规监管
2025年中央网信办发起了以AI内容安全为重点的专项整治行动（“清朗行动”的AI版），重点处理AI损害公众权益、误导性信息传播、AI内容标识缺失等乱象。行动成果包括下架违规AI产品、清理不合规信息以及处置相关账号。
监管部门逐步将AI大模型、智能体等纳入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体系，并对平台算法、训练数据来源、内容分发机制等进行更细化监管。合规义务不仅涵盖内容安全，还延伸至数据训练、模型发布与算法决策透明等环节。
2025年底中国网信部门提出了一套针对“模拟人类情感交互的AI”监管草案，要求AI服务商必须监测用户行为与情绪状态并在检测到成瘾或极端情绪时进行干预；明确禁止AI生成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传播谣言、暴力或淫秽内容；要求强化算法审查与数据安全保护机制。新规强调AI内容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不得传播敏感或违法信息，这在制度文本与拟议规则中都明确出现。
中国监控体系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中国政府通过庞大的摄像头网络、互联网控制，以及要求人们使用身份证购买从SIM卡到脱口秀门票等一切商品，对14亿人口实施追踪。现在，在中央政府最近推出“人工智能+”行动之后，当局正寻求将它进一步强化。这个宏大计划旨在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植入教育、医疗、娱乐——几乎涵盖中国人生活的所有领域。
典型事件：
中国主要社交及内容平台（如微信/WeChat、抖音/Douyin、微博等）已发布AI内容标识功能、检测工具与违规内容删除机制，并允许用户举报未标识的AI内容。这标志着监管要求已在实际生态中开始落地。10月在广州的「2025内容创作者嘉年华」上，腾讯公司总编辑、公共政策副总裁朱殿君透露，腾讯公司已成立「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将持续探索如何让算法更好的连接人心，传播美好。
5.网络舆情专项行动汇总
2025年，中共对网络舆情的治理继续保持“专项行动常态化”态势。网络空间被视为社会稳定的首要风险场域，因此全年持续发动多轮以“清朗”“净网”“护苗”“打谣”为名的专项整治行动。这些行动不仅针对具体违规内容，更重要的功能是持续压缩公共讨论空间，维持对信息传播的绝对主导权。
①“清朗行动”常态化运行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在2025年继续滚动实施，主要聚焦整治“政治有害信息”；打击“煽动性社会话题”；清理“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处置“恶意炒作社会事件”账号。各大平台必须每日向监管部门提交热点词榜单、热搜变动记录与异常舆情报告。一旦出现风险话题，平台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降热度、限推荐、删内容、封账号四步处置。2025年的突出特点是
平台不再等待指令，而是主动“预审自删”以规避问责。
2月21日「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部署，重点开展8项整治任务。重点整治任务包括整治春节网络环境、整治「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整治AI技术滥用乱象、整治涉企网络「黑嘴」、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络直播打赏乱象、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等。其中，整治AI技术滥用乱象方面，突出AI技术管理和信息内容管理，强化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打击借AI技术生成发布虚假信息、实施网络水军行为等问题，规范AI类应用网络生态。
自4月15日起，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动。称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突出问题，从严打击恶意虚假摆拍、散布虚假信息、违背公序良俗、违规引流营销等恶意营销乱象。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信息入口，日活数亿，算法决定议题可见性，下沉社会的主要公共话语空间，比新闻媒体更具社会影响力。对政权而言短视频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民间公共领域”。
因此，此“清朗”行动本质上是对最大规模舆论基础设施的政治再收编。
5月1日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AI技术滥用」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在于「利用AI制作发布谣言」的内容包括「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涉时事政治、公共政策、社会民生、国际关系、突发事件等各类谣言信息，或擅自妄测、恶意解读重大方针政策。」此外，还有「借突发案事件、灾难事故等，编造、捏造原因、进展、细节等。冒充官方新闻发布会或新闻报道，发布谣言信息。利用AI认知偏差生成的内容进行恶意引导。」此专项行动核心真实目的是不仅意在防范技术风险，更是将人工智能纳入党国治理逻辑与政治忠诚框架的重要制度化进程，标志着中国社会控制体系由“数字极权”向“算法极权”与“认知极权”的深度转型，AI产业必须“政治正确化”，资本与技术必须服从党。
5月22日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专项行动，聚焦网络「黑嘴」伤企乱象，重点整治恶意抹黑诋毁攻击企业、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恶意营销炒作、泄密侵权等四类突出问题。该行动不仅意在打击网络敲诈与虚假信息，更通过模糊化“黑嘴”概念，对企业负面信息披露、调查报道与公众经济讨论实施结构性压制，从政治舆论控制到经济舆论控制，保护政权-资本联盟结构免受舆论监督，构建“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稳定”，防止企业问题成为社会抗议与政治动员触发点，为国家主导资本主义提供舆论防护罩，塑造“企业家政治忠诚”新治理模式。
7月15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官方称本次专项行动严肃查处涉暴力迷信、淫秽色情、引诱自杀自残、侵害未成年人隐私等违法信息，全面清理低俗庸俗、炫富拜金、极端情绪等不良内容，严厉打击涉嫌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表面上，「清朗·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以保护青少年免受低俗内容、网络成瘾、网络欺凌和违法信息侵害为主要政策目标，然而该行动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功能，一方面通过强化平台责任与内容审查机制，将未成年人数字空间进一步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道德治理框架；另一方面通过限制游戏、社交媒体与内容消费自由，塑造符合党国价值导向的青少年行为模式与政治社会化路径，从而将青少年群体提前嵌入国家主导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之中。
7月29日中央网信办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专项行动，从严打击恶意蹭炒误导公众、多种手段歪曲事实、不做标注以假乱真、专业领域信息不实等4类突出问题。该行动具有显著的舆论权力再集中功能。通过模糊化“不实信息”的界定标准，并强化平台与账号的行政惩戒机制，中共将分散化、自主化的信息生产重新纳入官方叙事与审查体系，从而压缩民间信息传播空间、调查报道与公共讨论的边界，防止自媒体成为替代性公共舆论场。
中央网信办决定自8月1日起开展为期20天的「清朗·成都世运会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围绕世运会举办，集中整治6类突出问题。表面上，「清朗·成都世运会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以保障国际体育赛事期间的网络秩序、打击谣言与恶意炒作为主要目标，但该行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形象管理与舆论预防性控制功能。通过在赛事前后强化内容审查、舆情引导与账号管控，中共旨在防止社会问题、地方治理矛盾或政治异议借助国际关注窗口被放大传播，从而维护国家形象与政权合法性叙事的稳定。
9月22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聚焦社交、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全面排查话题、榜单、推荐、弹幕、评论等重点环节。表面上，该专项行动以治理网络戾气、谣言传播和情绪极化为目标，强调维护网络秩序与社会心理稳定，属于数字治理与社会心理风险管理框架下的政策工具。该行动具有显著的情绪政治化与社会心理管控功能。通过将“负面情绪表达”纳入监管对象，并模糊化“恶意挑动”的界定标准，中共实际上将公众情绪与社会不满视为潜在政治风险，试图压缩情绪动员与社会批评的舆论空间，从而防止社会情绪积累转化为集体行动或政治动员。
10月28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专项行动。官方称聚焦娱乐性团播、私域直播等易滋生直播打赏乱象的重点领域，以治理高额打赏、诱导消费、未成年人打赏与平台抽成不透明等问题为目标，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与未成年人利益，属于数字平台经济治理与文化市场监管框架下的常规政策措施。该行动具有明显的文化生产与平台经济再政治化管控功能。通过限制打赏机制与主播经济生态，中共不仅削弱平台与民间内容创作者的经济自主性，也强化对文化内容生产与数字经济收入结构的政治嵌入，从而防止直播平台形成独立的社会影响力与经济权力中心。
12月14日北京市网信办启动「清朗京华·网络名人账号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指导网站平台重点整治煽动群体对立、宣扬不良价值观、扰乱网络生态、违规账号变相复出、逃避税收监管等突出问题，发现并查处了一批网络名人账号。通过规范网络名人的言论、行为及商业模式，中共不仅限制了个人或民间力量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还削弱了这些账号可能形成的独立舆论场与社会动员潜力，从而避免出现能够挑战官方话语权的网络舆论节点。
②“净网行动”与账号清洗
2025年“净网”行动重点打击具有独立新闻采编倾向的自媒体、以社会调查、纪录、维权报道为内容的账号、关注群体性事件或制度批评议题的意见领袖账号这三类对象。常见手段包括永久封号且不提供申诉通道；清空历史内容；关联设备与实名信息拉入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同类账号。结果是去中心化舆论节点被系统性消除，网络公共讨论逐渐失去具备组织能力的传播枢纽。
4月2日，中央网信办称近期网信部门会同体育主管部门持续加大对网上体育「饭圈」问题治理力度，依法严惩拉踩引战和攻击谩骂等行为，清理违法违规信息160万余条，处置账号7.6万个，其中关闭账号3767个，切实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为运动员积极备战和体育赛事顺利举办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网信部门会同体育主管部门加大管理力度，督促网站平台解散违规建立的粉丝群组3226个、超话1264个、贴吧336个。治理“饭圈”不仅是整治粉丝文化，更是防止青少年群体形成独立、去中心化的网络社群和舆论力量。
8月1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信息发布传播行为。这一措施体现了中共通过行政规范与平台责任落实实现社会管控的模式。通过要求平台主动审查与自我管理，政府在信息流通、公众认知形成及舆论导向上建立了结构性干预机制，使潜在的不规范、独立或批判性声音难以在医疗科普领域扩散。该通知不仅是公共卫生管理举措，也是意识形态渗透与舆论集中化的延伸。自媒体作为新型社会舆论节点，本身具有快速动员和广泛影响力，通过制度化管理和责任压实，中共进一步确保社会信息空间与民众认知环境可控，同时强化官方话语权在专业领域的垄断地位。
8月29日，中央网信办决定自即日起至2025年9月底，开展网上涉退役军人不当行为和有害信息内容专项整治，督促网站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退役军人不当行为和有害信息，维护网上退役军人形象。退役军人群体在社会中具有一定威望和动员能力，网络言论可能引发舆论效应。专项整治旨在防止潜在社会动员力量与非官方声音的扩散，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正向引导强化政治忠诚与意识形态统一。
③平台自我审查常态化、制度化
2025年，所谓“网络谣言治理”进一步与公安执法挂钩。平台需自动标记“未经官方通报的信息”；将重点传播者资料移交公安；配合跨省追责“源头发布者”。此举使公众在突发事件中形成“先等官方通报再敢说话”的自我审查习惯。
各平台普遍部署审查系统，包括：热搜词“灰名单”系统，某些词不会显示热度，但后台被实时监控；关联词断链机制，输入关键词后推荐词为空，阻断联想扩散；历史回溯封锁，过往敏感话题在周年周期自动进入屏蔽状态。
AI审核与人工审查深度融合，AI模型承担95%以上初筛，人工审核只处理系统标记的“政治风险内容”；审核指令由网信部门统一更新关键词库；平台必须保存完整审查日志供随时抽查。这使网络审查从“删帖式管理”进化为实时预测性封堵系统。
官方建立了更成熟的跨平台舆情联防机制，一个平台发现风险内容，系统同步至其他平台；热点话题可在数分钟内全网消失；海外社交平台的相关截图在境内平台亦被自动识别删除。
从技术上实现“一处发声，全网封堵”。
典型事件：
9月底，小红书、微博、快手、今日头条、UC等多个互联网头部平台接连被网信部门约谈，并被责令限期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官方称不管是热搜榜炒作「明星个人动态」还是呈现「琐事类词条」，上述平台的共同问题就是扎堆呈现不良信息内容，破坏清朗的网络生态，未能尽到平台应该履行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多个互联网头部平台被约谈后，均表示会深刻反思，「主动接受用户和社会的监督」。
6.日常网络控制
6月中国唯一一家专注于政教关系的独立智库——普世社会研究所的官方网站目前已被封锁，无法访问。该网站显示「该网站暂时无法访问」，并提示可能原因为「未备案或未接入」或「该网站内存在违规、违法内容」。普世社会研究所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澎于1999年创立，是中国首家致力于推动宗教法治的民间研究机构。自2002年起，该所定期举办「宗教与法治学术研讨会」，初期围绕宗教与政治、法治基础理论展开，后期议题扩展至宗教立法、财产权及法人制度等具体领域。普世社会研究所曾与美国埃默里大学、香港大学等国际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等十余家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合作，汇集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宗教界代表，共同探讨宗教管理、法律边界和宗教团体立法设计等重要议题。
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寻人网站之一，中国寻亲网于2025年7月15号关停。此前在2025年4月1日，中国寻亲网发布一则公告称：「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停止全部业务并进行注销。网站也将于5月1日起停止发布新寻亲信息，7月15日关闭服务器。」这则公告并未解释关停的具体原因。7月4日下午，该网站经营者沈钢谈及是否因经费问题导致网站关停，他予以否认并回应系公司注销，不存在资金问题。据相关文献显示，该网站于2000年注册，至今已运营25年，运营方为惠州金桥网络有限公司。天眼查APP显示，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为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沈钢，注册资本200万元，是一家以从事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主的企业。网站介绍，「运行中国寻亲网是惠州金桥网络有限公司为社会尽责的方式之一，完全是公益性质，寻亲信息全部免费登载。」此外，网站首页还表示，网站的寻亲公告均用户主动上传，本网站对寻亲公告内容不承担法律责任。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Lookout于16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正在使用一种名为Massistant的手机取证工具，从被扣押的手机中提取数据，包括从聊天应用中获取短信、图片、定位记录、音频、联系人等各种信息。自2024年起，中国国家安全警察就被赋予了无需搜查令，即可查看手机和电脑的法定权力，即便没有立案调查，也可以检查设备。如果有人在通过边境检查时设备被扣押，他们就必须配合解锁。巴拉姆说，执法部门不需要利用真正的漏洞，因为法律已经允许他们直接获取访问权限。Lookout表示，Massistant的安装会在手机上留下痕迹，意味着用户有可能发现并删除该恶意软件。然而，该软件一旦被安装，意味着数据已经被当局窃取，损失已成事实。
8月20日凌晨，中国网络空间突发大规模异常。境外443端口（HTTPS加密访问）流量一度被全面屏蔽，苹果、特斯拉、必应等国际网站均受影响。多位网络安全工程师指出，此举或为长城防火墙（GFW）升级后的测试演练，显示更严厉的监控体系已逐步成型。根据境外研究机构当天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8月20日00:34–01:48（UTC+8），GFW对所有TCP443端口连接无条件注入伪造的TCPRST+ACK，导致中国与全球大规模连通性中断。报告指出，注入仅针对443端口，未波及22、80、8443等常见端口；双向流量均受影响，但触发机制不对称：境内发起的SYN与SYN+ACK各触发3个RST+ACK，境外发起时则仅服务器的SYN+ACK触发。注入设备指纹与既有GFW不符，疑似新设备或配置异常。过程持续约74分钟。
浙江警方为迎接中共十一国庆「献礼」，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年轻网络人士，事件被网友形容为「恶俗维基案」的翻版，舆论哗然。此次行动涉及多个网站和网络社群，包括「恶俗维基」、「新月组织」、「净网组织」、「恶俗狗维基」、「新浪维基」等。这些平台大多因涉及对公众人物、政治人物及其亲属的信息挖掘、批评、讽刺、恶搞等内容而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被抓人数已超过100人。警方采用「诱供」手段诱骗被捕者供出他人，再反手将其列为嫌疑人刑拘。警方采用“诱供”手段诱骗被捕者供出他人，再反手将其列为嫌疑人刑拘。在一份被爆出的“受害人”声明中，警方要求其发表声明称自己“遭遇到恶意造谣、侮辱、恶搞图像、恶意传播剪辑内容、刷屏骚扰等情况……”先取得证词再拘留其人。中国网络言论近年来持续收紧，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表达意见、组织社群日益活跃，成为某些地方政府维稳的“高危目标”。
四、宗教与民族控制
2025年，中共继续将宗教活动与民族议题列为高度政治安全领域。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本身并不被视为问题，但任何可能形成独立社会组织网络、跨区域认同或价值体系的活动，都会被纳入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其核心目标是防止宗教与民族议题转化为独立社会动员力量。这一管控体系在2025年进一步制度化、数字化和日常化。
1.新疆
中共领导层继续强化宗教管理法规，特别是在新疆地区，通过修订地方法规进一步强化所谓“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场所及信仰活动必须体现对中共的忠诚和宣传党的价值。
在新疆，“宗教事务管理”法规自2024末与2025年持续执行并强化，官方措辞强调宗教须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该类法规不限于对宗教建筑外观、数量和地点的控制，还要求宗教场所成为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基地。
中国当局利用先进监控技术对新疆地区的宗教活动进行全天候监控，包括面部识别、位置追踪等手段对信仰群体进行严格监管。该报告还提到，当局通过威胁海外维吾尔人及其家人，阻止他们对中国境内宗教状况发表批评声音。
典型事件：
5月底「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指出，泄露的新疆特克斯县公安局文件显示，中共当局列出了一份包含42名与肖赫热特·霍舒尔有「密切联系」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他们的住址、职业和联系方式等私人信息。文件指出，安全部门需对这些人「高度关注」，其中一位作家已因「政治嫌疑」受到处理。「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强调，这起事件凸显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的跨国打压行为，以及对新闻自由和人权的持续威胁。肖赫热特·霍舒尔于1994年逃离中国来到美国，自2007年起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曾报道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等突厥裔民族的压制政策，包括大规模拘禁等被联合国称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他的深入报道激怒了中共。中共指控他「煽动恐怖活动」，并对他在中国的亲属和朋友进行报复。
2.藏区
藏区宗教与文化自由受到进一步抑制，当局限制某些寺院接纳新僧侣，并禁止重要宗教节日集体庆祝活动。宗教标志（如悬挂的佛教象征）遭到强迫拆除，反映对宗教身份表达的更强控制。部分藏传佛教学校被关闭，当局试图通过国营寄宿制度同化藏族儿童，并对公开提及达赖喇嘛的信徒实施逮捕。
典型事件：
年初，一名叫「西藏阿伟」的中国汉人网红在微信账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谎称藏人容易获得护照，并能够方便地前往尼泊尔等地朝圣。他的言论引起了很多境内藏人的不满和抗议。许多藏人在评论区留言揭穿了「西藏阿伟」的谎言。有藏人指出，「我们上次被限制了，看到身份证是藏族就不让」，另有人表示，「单位上藏族办不了，我办了三年都没有办下来，你能办下来的话给你好处费没有问题」。其他藏人则在评论中揭露，除非获得西藏各区管辖派出所的签字，否则以藏人的身份根本无法获得护照。中共当局还收回了之前已经发放给藏人的护照。一些藏人即使获得了美国等国家的签证，也在机场遭工作人员的盘查，并被禁止出行。以前有个别藏人有幸前往尼泊尔和印度朝圣，却在返回后于中国机场被没收护照，并遭警告今后不得出境。
中共警方在达赖喇嘛尊者90岁生日（7月6日）前夕，突击石藏寺，对该寺展开全面搜查，逐间检查僧舍，在多处发现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此后寺院被全面封锁，僧侣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所有未满18岁的僧人被强制逐出。中共当局自7月20日开始全面管控石藏寺。该寺僧众每日多次遭搜查，被迫参加灌输政治思想的教育课程。该寺的传统宗教活动频频遭到干扰，延续数百年的仪轨与法会被禁止。石藏寺管委会负责人谢桑嘉措因不堪忍受中共持续不断的镇压，而选择自尽进行抗议。他于8月18日从寺院商铺跳楼身亡。
西藏政治犯贡觉县曲吉寺住持巴登旺杰于7月19日在中共监狱中遇害。巴登旺杰约在8年前遭拘捕，此前一直致力于藏人社会的福祉。他积极倡导保护西藏文化，弘扬藏人身份的认同。巴登旺杰最初被关押在贡觉县监狱，随后被先后转移至昌都及拉萨的监狱，期间遭受了日益恶劣的环境与当局持续的折磨。尽管当地民众多次提出释放请求，但当局拒绝回应，并严格禁止民众与他接触。2025年，巴登旺杰被强行转移至甘肃省监狱。他在甘肃监狱继续遭受了酷刑折磨，最终于7月19日在监狱中去世，年仅53岁。他的逝世给他的寺院与当地民众带来了深切的悲痛。
3.家庭教会与地下教会
家庭教会与地下教会在2025年面临系统性严打，压制手段已经从行政取缔阶段演变为更广泛的司法定性与刑事控诉，当局以“组织非法聚集”、“非法经营”、“诈骗”等罪名对教会领袖及信徒进行刑事拘捕和判刑，“反邪教”名义被用来定性家庭教会的日常服务，如义诊和儿童托管等，扩大了官方对宗教活动的刑事框架。聚会地点即便更换也常通过高科技手段迅速查获并处理。
典型事件：
中共当局自10月9日起，在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地同时展开行动，大规模抓捕锡安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会众。至少有三十余位教牧领袖及信徒被拘押、失联，部分同工家属亦遭受威胁与骚扰。当局不仅以雷霆之势抓人，还查封了数名被捕者的家庭住房，或扣押财物，冻结银行账户，打击面的扩大导致许多被捕者其家属的基本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在此过程中，孙聪牧师家中72岁的老母亲因目睹儿子被警察粗暴抓走而惊吓过度，心脏病骤然复发晕倒。尽管已有数名律师介入，对被捕者进行法律援助，但目前仅是申请会面便是阻碍重重，前景堪忧。而当家属们一起前往北海第一看守所申请会见孙聪牧师、高颖佳牧师以及王聪牧师时，看守所却粗暴拒绝，其中王聪牧师的女儿思念母亲，却因看守所方面的粗暴阻拦受到惊吓而放声痛哭，让在场之人无不为之动容与心碎。截至2025年11月19日，锡安教案有18位牧者和同工被正式拘捕，8位被取保候审，3位被释放，波及范围广、协调程度高、政治意味强。这不是一次局部执法，而是一场刻意设计的政治行动，标志着中国宗教管控已进入新的极权阶段。
4.宗教政策
2025年中国宗教政策趋向系统性重塑宗教社会角色，使宗教空间更加依赖于官方政策的“引导”与“服务国家战略”，而真正独立的宗教表达空间持续紧缩。中共继续强调宗教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与中共领导，并推动所谓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团体和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政目标保持一致。
中共这种政策是将中共意识形态强加于信仰群体的系统化策略，形成对宗教自由的实质压制，因此出现以下的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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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取缔向司法化打压转变：宗教活动尤其是家庭教会活动越来越多地通过刑事法律工具进行处理，而不再局限于行政驱散或短期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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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与意识形态同化并轨：宗教职位、活动和场所被要求纳入具有政治忠诚要求的框架中，而非仅限于信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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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与藏区宗教管控制度化：传统信仰实践与社区习俗受到整体限制，并被转向配合国家安全、政治统一与同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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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压力与反制并存：国际社会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批评增加，但截至目前并未显著缓解国内宗教管控措施。
5.控制手段
①宗教活动全面行政化管理
2025年当局对宗教事务继续遵循“宗教中国化”总方向。所有宗教活动必须在官方批准的宗教场所进行；由官方备案的教职人员主持；使用经审定的宗教文本与讲义；遵守“爱国爱教”政治要求。未经登记的家庭聚会、私人讲经、跨区域宗教活动仍被认定为“非法宗教活动”，可被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理。宗教不再是自组织信仰行为，而是被纳入行政许可体系中的可控社会活动。
9月，国家宗教事务局正式印发了《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官方称《行为规范》的公布施行，是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相关规定的具体举措。《行为规范》共18条，对宗教教职人员实施网络行为作出了具体规定。《行为规范》明确，宗教教职人员实施网络行为，应当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事务管理有关规定。明确宗教教职人员在互联网上讲经讲道或者从事宗教教育培训，可以且仅限于通过取得《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寺观教堂依法自建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等进行。明确宗教教职人员不得通过网络自我炒作，支持、参与境外宗教渗透活动，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宣扬异端邪教、附佛外道，借教敛财等。
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的《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开启了对各宗教领域的领袖的网络言行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除了强制要求宗教教职人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还对他们在网络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出了全面规定。
②宗教组织的去独立化改造
2025年继续推进宗教团体负责人政治审查；重要教职任命需政府批准；宗教场所财务接受审计；宗教培训机构课程受控。宗教组织被改造为准行政附属机构，信仰空间转化为政治管理空间。
③家庭教会与非官方宗教活动的高压监管
家庭教会、地下寺庙、自发修行群体仍被视为重点管控对象。常见措施包括物业与社区网格员协助排查聚会；房东被要求报告异常集会；参与者被约谈登记；组织者可能面临行政拘留或刑事指控。此类治理更趋“低烈度持续打压”模式，不一定一次性取缔，而是通过不断干扰使其无法稳定存在。
④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密度社会治理
在涉及民族问题的重点地区，2025年继续实施高频率社区走访；人员流动实名备案；数字化身份识别管理；思想教育常态化进村入户。宗教、语言、文化活动被纳入统一的行政审批体系。任何未备案的大型聚集性活动都可被认定为“非法集会”。
⑤宗教与民族议题的舆论封控
在网络与媒体层面，涉及民族或宗教冲突的报道仅允许官方发布；个人拍摄的相关视频被迅速删除；“歧视”“冲突”“不公平”等讨论被限流；海外相关报道链接无法传播。这样形成事件即便发生，也无法形成公共讨论。
⑥宗教教育与青少年隔离机制
2025年对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的限制继续强化，未成年人不得参加宗教培训班；宗教场所禁止未成年人系统性宗教教育；校园内不得组织宗教性质社团。当局此举意在确保下一代的信仰与价值塑造完全处于政权的教育体系内。
⑦跨境宗教与民族联系的阻断
当局在2025年继续严格限制宗教人员出境交流、海外宗教组织对境内联系、境外捐款流入宗教机构、国际宗教会议参与，其目的在于切断外部支持网络，防止形成跨国宗教或民族连结。
国家宗教事务局1月18日第23号令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公布，对境内的外国人参与宗教活动规范，若要在中国举行集体宗教活动，须「专场申请」并备案，同时也明令外国人不得擅自讲道，在中国公民中发展宗教教徒。该法令的实施试图将外国人在华的宗教信仰活动纳入国家权力的轨道，新规于5月1日实施。
《中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首于1994年推出，后在2000年公布有关《实施细则》，2010年细则曾对细则作出修订。对比2010年条例，今次修订新增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元素，并且在具体活动上的规定更细节及严格。该《实施细则》不仅重申外国人进行宗教活动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等原则，更在具体操作层面设置重重障碍。例如，对于“集体宗教活动”，细则规定必须在官方认可的寺观教堂进行，且需由其提供“专场服务”，这无疑限制了外国人自发组织宗教活动的自由。即使寺观教堂无法提供服务，设立“临时地点”的申请也面临着省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严格审批，以及需征求多方意见的复杂程序（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更令人关注的是，对宗教交往的严格限制。细则第二十条规定，外国人与中国宗教界的任何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都必须通过中国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进行，这无疑将国际宗教交流置于官方的严密控制之下。对于外国宗教教职人员来华讲经、讲道，细则更是设置多重审批关卡，并区分入境身份，进一步限制了宗教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传播（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信仰的火种，也要被如此小心翼翼地审查和过滤。
此外，细则对宗教出版物和宣传品的管控也显得尤为严厉。不仅对携带入境的数量和用途进行严格限制，更明令禁止散发任何宗教宣传品（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这无疑将严重影响外国信徒获取和分享宗教资料的便利性。
尤其引发争议的是，第二十九条列出的“禁止性的行为”，其范围广泛且定义模糊，例如“干涉和支配中国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事务”以及“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中国司法、教育、婚姻、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活动”等，这些条款可能被过度解读和滥用，从而限制外国人正常的宗教活动甚至人权。
这部《实施细则》的出台，声称保障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对宗教活动的高度不信任和严密防范。它以法律之名，行管控之实，试图通过复杂的审批程序、对活动场所的限制、对宗教交往的管控以及对宗教出版物的严厉控制，中国政府旨在将外国人在华的宗教活动完全置于官方的监管之下，以防止任何其认为可能威胁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因素。
五、文化教育控制
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课程教材体系，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各学科、课堂和管理体系，确保学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这一纲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教材体系核心，是中国教育政治化的制度性方向。当局强调，大中小学都要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优化中小学课程教材设计，以构建整体同步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体系。该政策使得政治内容不仅限于“思政课”，而是融入更多具体科目与课堂实践。这一规划形成自上而下的一体化框架，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教育体系的核心目标，并明确教育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与政治目标，而不仅仅是知识传授。
1.统编教材启用与覆盖推展
自2024年秋季起，中国教育部已开始启用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阶段统编教材，涵盖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核心科目，预计在2026年覆盖整个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新教材强调传统文化、国家安全与法治意识，并在课程内容中纳入更多政治意识领域元素，强化了国家叙事和政治价值的内容，这延续了近年来教材政治化的整体趋势。
2025年多个省份继续组织骨干教师培训，以确保新教材内容能够在课堂中被准确传达和理解。湖南省就集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以及义务教育新课程新教材组织了省级骨干教师培训班，重点讲解教材内涵与教学实践要点。
2.思政读本制度化
在2025年，官方在统编教材体系之外推广了一种独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这一读本覆盖从小学到高中多个学段，并已进入课堂使用与教师系统培训。教材专注于习近平思想的政治理论、历史地位、现实意义等内容，被官方视为“铸魂育人”的重要政治任务。这种读本不仅在中小学使用，还延伸到了职业教育和技工院校教育体系，官方相关通知要求各类学校按规定安排课程内容与学时。
3.将政治元素植入日常课程
当局把一些政治内容被整合进非传统思政课中。例如，道德与法治教材强调国家安全观、历史课程加大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领导人核心思想的比重。虽然官方报道强调的是“传承优秀传统与国家安全教育”，但实际效果会使政治教育渗透到多个学科之中。此外，一些非官方自发讨论指出，在个别课堂上出现了类似《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在党的怀抱里幸福成长》等政治主题内容，即便是小学低年级的教材也引发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评论。此类讨论虽非官方报道，但反映了教材政治化在社会层面的关注与辩论。高考或日常作文题目中出现与国家意识相关内容（如党史、习近平思想等），这些内容被视为政治教育与语文教学融合的一部分。这类案例从侧面反映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政治元素的普及。
4.政治化教学趋势与未来走向
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教材在政治化方向上呈现出明显趋势，统一强化政治核心价值，统编教材和单独读本体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覆盖义务教育与部分职业教育体系；多学科渗透思政教育，思政教育内容不仅存在于传统的政治课，还渗入语文、历史等主科教材与日常教学活动当中；政策推动与教师培训，通过大规模教材修订与教师培训体系建设，确保政治教育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得到贯彻和落地；总体来看，教材内容在2025年继续向更加统一的政治价值体系靠拢，并通过制度化、教学体系化的手段推动这一趋势深入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
5.去英语化政策
英语系曾是中国大学热门科系，但近两年却被越来越多中国的大专院校裁撤。湖南、福建、河南、湖北许多大专院校都在撤销英语系，开启这波风潮的是位于安徽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2023年10月发布「关于拟撤销『英语』等6个本科专业的公示」，成了第一所裁撤英语系的「985高校」（中国排名前列的一流大学），并指原因是与校方的人才培养与定位不大契合。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2023年9月也曾发出通知，不再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校内英语水平考试和校外其他各类英语考试成绩，与本科生毕业和学士学位挂钩，虽然校方一再强调并不是第一所将「英语四六级与学位脱钩」的学校，但仍掀起了一轮「去英语化」的讨论，不少民族主义者更是赞赏，认为这是「文化自信」和「国家自信」的开始，而「文化自信」正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所一直强调的。
中国政府近年一直在推行「去英语化」政策，2021年，中国「两会」期间有建议不再将英语列为高考必考、义务教育必修的课程，结果教育部以上海作为试点，取消了小学生英语考试；2021年底，北京天津地铁标志中的英文改用拼音，「站」从英文的「station」变成了拼音的「zhan」。
六、司法打压与法律威慑体系
2025年，中共继续将司法体系作为社会控制的最终兜底工具。法律不仅承担传统意义上的裁决功能，更被系统性地用于震慑潜在异议、瓦解社会自组织能力、塑造顺从性社会心理。司法打压与行政维稳、网络封控、基层治理共同构成完整的“硬控制闭环”。
1.弹性罪名体系的持续运用
若干长期存在的“高弹性法律条款”仍是打压社会行动的主要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非法经营信息服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些罪名的共同特点是定义宽泛、证据门槛低、可适配几乎所有公共表达或组织行为。因此，法律成为“事后合法化打压”的授权工具，而非单纯的行为规范。
2.行政拘留与刑事化衔接机制
普遍使用“行政处罚到刑事升级”的双轨威慑模式，初期以行政拘留、训诫、罚款警告；若当事人继续发声或拒绝配合，即转入刑事立案；律师介入受限，取保候审极难批准；形成高成本抗争风险。这一机制塑造出明确社会信号：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是定罪。
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常态化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被广泛用于处理被视为“政治敏感”的案件。该措施允许长时间与外界隔离，律师会见受限，家属无法获知具体地点。其功能不仅是取证，更是心理瓦解、信息隔离、组织网络切断。
4.律师行业的配套控制
司法威慑体系的有效运作，依赖对辩护体系的同步管控。当局对律师行业使用律师执业证年度考核政治审查、“敏感案件”律师被约谈警告、律师协会配合司法部门进行行业纪律惩戒、公开案件信息受限等控制手段。这使得当事人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难以获得真正独立辩护支持。
典型事件：
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卢思位「涉嫌偷越国（边）境罪」案，4月18日在成都成华区法院一审开庭，卢思位被判刑11个月，罚款一万元人民币。卢思位计划提出上诉。当天法庭内坐满了32名身份不明的人员，成都本地律师却被当局警告不得前往旁听。原计划为卢思位出庭作证的冉彤律师，也被公安部门阻止出门作证。
5.法律恐惧的社会扩散效应
司法打压不仅针对个体，更制造广泛的社会心理效应，形成“看见案例即自我约束”、公共议题参与意愿下降、组织性社群主动解散、家庭与单位内部劝阻发声。即便不直接经历司法过程，在恐惧下，社会也在持续学习自我控制“风险边界”。
6.法律与技术维稳的融合
政权的司法系统进一步与数字治理体系联动，网络平台必须直接向公安移交用户数据，电子取证成为主要证据来源，聊天记录、云端数据、定位轨迹被系统性纳入案卷。这使当局的司法威慑不再依赖现场行为，而可基于数字足迹完成全链条定罪。在此威慑下，当局的司法体系不只是惩罚机制，还是社会的被规训塑造器。
7.新修订的法律法规
法律是政府控制社会行为的基石，而在中国，法律是中共制定的维护独裁专政的工具，所以更是中共对社会进行控制的高度政治化工具。中共不断加强对社会管理的法律化手段，尤其在反恐、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出台了大量法规，进一步扩大了政权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赋予政府更多的执法权力。通过这些法律法规，中共意图遏制社会任何可能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的行为。
2025年的法律修订明显反映出国家安全优先导向，包括网络空间安全、数据主权和人工智能治理，都在法律文本中明确为国家战略目标的一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在国家安全框架下展开，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虽有所加强，但这种保护通常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政策紧密结合，并未完全向个人权利独立强化。
1月1日，《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用于细化个人信息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出境安全等PIPL规定，并进一步明晰企业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的规则和义务。
民政部2月19日公布新出台的《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明确了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责任分工、执法程序等内容。明确打击对象：根据社会组织管理政策法规调整情况，将具有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社会团体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被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等三类情形的组织作为打击整治对象。
4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联合公布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于2025年6月1日起施行。此法规详化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规定处理人脸信息前必须获得用户同意等要求。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规范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审计行为，特别是大型数据处理者的审计制度，意在实现对海量数据收集与处理的监督。
7月，国家网信办发布通知，要求处理超过1百万个人信息的机构必须向网信部门报送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DPO）信息，推动更严格的个人信息合规管理。
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民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公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自2025年7月15日起施行。该系统将通过“网号”和“网证”实现实名制认证，绑定用户真实身份与网络行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网络监控，威胁言论自由与个人隐私。
规范军事类信息传播管理的《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保密局，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有关工作。自2025年3月起施行
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修订案，这是该法自2016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修正案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修订核心内容包括强化政治与制度导向，增加人工智能与安全条款，加强与其他法律的衔接，提高违法责任与处罚。此修订被官方视为适应数字时代和AI发展风险的法律更新，进一步构建覆盖网络运行安全、政权安全、信息安全的综合法规体系。
七、事件控制
2025年中共继续将社会事件管控视为政权安全的重要防线，所有可能演变为群体性抗议、公共舆论风暴或跨地区联动的社会事件，都会被迅速纳入“维稳”“舆情引导”“风险化解”三位一体的控制体系，其核心目标是阻断事件扩散、切断信息传播、消解组织可能性、防止形成公共记忆。这一体系已高度制度化，并在2025年进一步精细化与数字化。
1.敏感时间点的“预防性封控”机制
每年固定政治敏感周期，包括全国“两会”、所谓“六四纪念期”、重大党政会议及领导人外访窗口期，依旧是最高等级维稳时段。2025年延续并强化了网络层面控制强化，搜索引擎、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提前部署关键词过滤，热点词条进入“只显示官媒信息”或“结果不可见”模式；社会层面控制强化，对已被列入“重点人员库”的公民实施短期上岗约谈、限制出行、居家监控或被“旅游式稳控”，加强街面警力、社区网格化巡查、出租屋排查；跨区域联防控制强化，地方稳控指令在公安系统内部实时同步，防止人员流动串联不同地区潜在抗议群体。这种“预防性维稳”模式，使潜在社会动员在尚未形成公共议题前就被消解。
典型事件：
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3月在北京召开，北京、上海等地2月已启动社会控制的维稳模式。北京的截访人员一旦抓住访民，便立即将他们遣返原籍。许多访民在被抓时遭到搜身，通讯设备也被没收。江苏警方召开会议，部署「两会」期间的截访措施，派出所已经上门通知访民称两会期间去北京是徒劳的，他们会全力拦截。自2月21日起，北京的所谓「敏感人士」陆续被「上岗」，即被警方全天候监控，而部分异议人士已被安排「旅游」。
六四事件36周年临近，中国各地的维稳措施明显升级。北京、贵州、安徽等地多位异议人士、律师、作家和维权人士近日遭遇「被旅游」或「被上岗」软禁。众多异议者从5月30日开始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高瑜、季风、吴强、浦志强、何德普、查建国等人。由于公安系统经费吃紧，许多过去被带往外地「度假」的人，今年一如去年，改为就地监控。查建国、何德普、李蔚等人被困在家里，连去超市都要由警车接送，全程有人盯梢。「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低调前往海淀区万安公墓祭奠逝去亲人，今年当局首次切断她们与外界的所有通讯，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实施全面信息封锁。6月4日清晨，警方安排专车护送天安门母亲进入万安公墓，悼念1989年被射杀的亲人。在此纪念日前后，全国各地出现了被监控和维稳的诸多情况。6月4日，有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三张日历的图片，结果朋友圈和群聊被封号，禁止使用到明天。6月4日，网友发现微信转账金额如果设置为0.64或其它与八九六四相关的数字就无法成功转出，界面显示「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但设置为0.63就可以转出。网友称，这一控制大概发生在下午5点到晚上7点左右，私聊有概率触发，但群发一定会被触发。6月4日，有抖音博主被抖音直播专员警告，「今日直播不要说64这个数字，不管是价格、圈口还是商品编号，非常敏感，一定要提醒主播注意。」
2.突发社会事件的“切断传播链”处理
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包括群体性冲突、劳资纠纷、维权抗议、校园事件、公共安全事故，2025年当局继续采用成熟的“三级处置模型”。第一阶段信息封锁，现场视频与图片在社交平台被秒级删除；相关账号限流、封禁或“禁言观察”；记者及自媒体被限制接近现场。第二阶段官方定调，由地方或中央官媒发布单一版本通报；平台只允许转发官方口径；“谣言整治”行动同步启动。第三阶段组织消散，参与者被逐一约谈；组织者可能面临行政拘留或刑事指控；事件讨论热度被算法降权直至消失。在2025年，由于AI舆情监测系统进一步升级，实现跨平台情绪追踪与舆情扩散预测，使管控反应时间更短，封锁更精准。
典型事件：
陕西蒲城县一名学生1月初坠楼身亡后，由于家属要求了解真相受阻，触发大规模抗议，并演变为警民冲突。案发后，发生学生坠楼事件的陕西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有大批民众聚集，最高峰时现场有多达数千人。民众群情汹涌，声言要为学生讨回公道，有人试图冲破封锁闯进校园，一度和在场维持秩序的公安爆发冲突。网路上流传一段据说是党姓学生母亲录制的短片，强调官方已介入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不要相信谣言」。外媒记者曾致电相信属于死者母亲的手机，对方接听时拒绝证实自己的身份。
3.防止事件转化为社会运动
中共高度警惕任何事件向“共同叙事”“集体身份”“持续行动网络”转化。当局使用各种阻断手段，这些手段使社会事件难以跨地区、跨阶层、跨群体汇聚成真正的公共运动。
①禁止跨事件联想
平台自动删除“历史类比”“制度责任”“全国性问题”类评论。
②切断社群工具
群聊人数上限收紧，大群触发自动审查，加密通信工具连接不稳定或被干扰。
③污名化参与者
通过官媒将抗议者描述为“被煽动”“扰乱秩序”“境外势力利用”。
④法律威慑
以“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编造传播谣言”等弹性罪名震慑潜在参与者。
4.“稳定压倒一切”的基层治理体系
当局的基层治理进一步承担“事件消化器”角色，社区网格员负责提前识别情绪异常家庭，重点群体建立“动态风险档案”，企业、学校、宗教场所被要求配合“思想稳定责任制”，发生问题先由基层内部消化，避免上升为公共事件。这种模式形成从信息出现、风险识别、预警干预、强制消解的完整闭环。
典型事件：
《重庆日报》网站3月报道，北碚区委书记林旭阳透露，监控体系依托区数字化城市运行与治理中心及镇街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平台，全面接入了2.79万个视频设备和245个感知设备，形成了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实时监控能力。北碚区还上线了93个跨区域、跨村社、跨网格的调度指挥场景，涵盖公共安全、家庭管理、消防安全等多个领域。自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处理超过55万事件和108万任务，任务办理率高达100%。不过，当局并未披露这些55万件事件涉及的具体领域。这些摄像头几乎都用于监控小区居民活动、街道路人、教会信徒聚会和民众维权等活动。
此前，厦门市同安区推出社区居民“近邻监督”工作模式。该区成立近邻监督工作室，旨在通过基层社区的“近邻监督员”延伸监督触角。2023年5月，厦门市同安区就有307名“近邻监督员”正式上岗。厦门市同安区已经在11个镇（街）、144个村（居）设立了“近邻监督”工作室，并通过三级组织架构进行推广。同时，建立了“三类问题”处置机制与回访评价机制。该模式被认为是中国早期提倡的“枫桥治理”模式的进一步下沉，旨在加强基层的社会治理与监督。2024年，“近邻监督”模式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厦门市湖里区将监督模式延伸至营商环境领域，打造企业近邻监督工作点，出现“网格+近邻监督”工作模式。此外，该模式的影响范围已超出厦门，武汉市青山区在2024年开展了“近邻监督员走流程”活动。
5.抹除公共记忆
即便事件已发生，当局仍延续“记忆清洗”策略，历史搜索结果消失，相关影像资料无法检索，平台不允许“周年回顾”，参与者被警告不得对外讲述经历。其目标是防止事件沉淀为社会共同记忆，避免成为未来动员符号。
八、结语
综合上述各领域的控制体系的演化可以观察到，2025年中国的社会控制体系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压统治模式，中共已经完成由“事件应对型稳定机制”向“嵌入型控制体系”的转型。这一体系不再以高频率的强制性打击作为主要特征，而是通过法律制度、行政监管、技术平台、行业组织、教育体系与社会经济机制的多层嵌合，构建出一种长期可持续、低可见度、高渗透率的治理结构。其核心特征在于将政治安全目标内嵌于日常社会运行过程之中，使控制不再以例外状态出现，而成为常态化制度安排的一部分。
在这一嵌入式控制体系下，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被系统性压缩，社会组织能力被结构性削弱，当局的控制不再主要依赖可见的高压手段，而是通过规则设计、平台算法、信用机制、行业自律与行政处理等方式，将社会行为预先框定于政治安全边界之内。这种治理形态在短期内能够提升风险预防能力与秩序稳定度，但在长期则导致公共理性退化、社会扭曲以及制度反馈机制弱化。当社会矛盾难以通过公开表达与制度协商获得释放时，政治系统对真实问题的感知能力亦可能随之下降，从而形成“高稳定表象”与“低弹性结构”并存的张力格局。
社会控制的高度制度化并不等同于社会活力的永久冻结。嵌入式控制体系在压缩公共空间的同时，也加深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耦合度，使政治运行更深层地依赖经济绩效、社会满意度与技术治理能力。当经济增长放缓、代际结构变化或技术环境转型削弱政权的控制社会时，政权必然面临全面崩溃的可能性。换言之，中共的控制体系越趋精细化，其对社会问题的回应能力就越低下，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将不再仅是价值选择问题，而是历史必然。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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