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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收费潮与极权汲取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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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4-09 2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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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方财政持续恶化之际，沉寂多年的普通国道收费正在中国多地“死灰复燃”。山西省政府3月11日发布公告，宣布在国道108线忻州段增设收费站，公告显示，这短短120公里的路段密集设置3个收费站，收费期限长达29年10个月。问题的关键在于，自2009年起，中国已通过燃油税将养路成本纳入统一税制，如今在普通国道重新设点收费，本质上就是对同一公共成本的重复征收，是典型的“二次盘剥”。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孤立现象。公开资料显示，自2024年以来，山西等多地已开始在国道、省道密集增设收费设施。到2025年，全国已有安徽、甘肃、湖北、吉林、江苏、山东等至少7个省份启动所谓“国道收费试点”，新增收费站突破百个，一轮新的“路网收费化”正在形成。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这场席卷多地的“国道收费潮”引发大量民怨。网民普遍认为，这不仅是地方财政困境的缩影，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压力。有网民留言说：“现在官府是穷疯了，能收费就收费，能找钱就找钱。”
如果仅从交通政策角度理解国道收费潮这一现象，很容易低估其意义。国道收费的回归，并非技术性调整，而是地方财政断崖式恶化的直接反应。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出让金这一支柱性收入迅速萎缩，地方政府赖以运转的“土地财政”模式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
过去二十年，中国地方财政的运转为高度依赖土地的模式，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取收入，再以此撬动基建投资、维持行政体系、偿付债务。这一模式之所以能够持续，依赖房地产市场的扩张，以及金融体系的持续输血这两个前提。
而今天，这两个前提已经同时瓦解。人口红利见顶、城市化趋缓、地方债务畸形膨胀、民营经济衰退、外部环境恶化，多重因素叠加，使房地产不再具备支撑财政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财政不得不寻找新的“现金流入口”。于是，“卖地财政”开始转向“路权财政”。
如果说过去是“卖未来的土地”，那么现在就是“卖当下的路”。两者形式不同，但本质一致——都是通过对公共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将其转化为财政收入。区别只在于，土地财政尚可借助市场繁荣掩盖成本，而路权收费则直接、即时地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
为什么在财政压力之下，中共主要的应对方式总是增加对民众的汲取，而不是约束政权的支出？这就是中共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能反映。
在中共的极权主义体系下，财政支出具有显著刚性，维稳开支、权力运转成本以及与政权安全相关的支出，具有优先性，这一点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性质决定的。
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单向控制社会为特征的体系中，财政首先服务的，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政权自身的安全与延续。因此，支出的排序天然具有一种政治逻辑，凡是与权力稳定直接相关的部分，优先级最高；凡是涉及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部分，则在必要时可以压缩或延后。
这个体系下，权力对资源的获取能力较强，而社会对权力的约束能力较弱，因此，当财政出现缺口，最直接、最现实的路径，就是将成本向社会转移。收费公路、罚款扩张、隐性税负增加，本质上都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现。这个过程中，最缺乏议价能力的群体，即中国最广泛最普通的民众，承担了最多的成本。
国道收费潮不只是财政吃紧的表现，更是极权主义汲取逻辑外溢到日常生活层面的一个信号。它意味着原本通过隐性方式完成的资源转移，正在变得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可见。
而当这种“可见性”不断增强时，问题就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开始转化为社会与制度问题——民众不仅在承担成本，也在不断意识到这种成本的来源与性质，当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政权将其财政困境以如此直接、频繁的方式转嫁给社会时，它实际上也在无意中完成了一件此前极力避免的事情，就不再是单纯的经济不满，而是让中共的合法性崩溃。这个时候中国必然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任何政权的稳定，最终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正当性支撑。它可以来自增长、来自意识形态、来自历史叙事，也可以来自制度程序。但无论形式如何，其核心在于被统治者是否认为这种权力运作具有某种合理性。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本的上升可以被收入的增长所抵消，甚至被视为某种“发展代价”；而当增长放缓，负担却持续增加时，问题就会发生转化。国道收费潮本身并不会立即动摇这种正当性，但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当民众越来越难以从制度中获得“合理解释”时，原本可以被容忍的负担，就会逐渐转化为质疑，从“我付出了多少”，转向“为什么我要这样付出”。这就是“国道收费潮”引发大量民怨的背后原因所在。
当这种汲取机制成为财政运行的常态时，它渐改变整个经济与社会的运行方式。一方面，企业与个人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不确定的成本环境，从而趋于保守，减少投资与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对制度的信任不断被侵蚀，因为规则不稳定，政府的承诺全然不可信。
更重要的，是不满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不满往往是分散的、具体的，针对某一项收费、某一个政策、某一次事件。这类不满容易被局部化，也容易被消解。但当类似事件反复出现，并且呈现出一致的逻辑时，人们开始进行归纳这不仅是一个收费站的问题，也不仅是一段道路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政权的运作方式。于是，不满开始从个体经验上升为对政权、对中共的认知。
任何财政汲取，都依赖于经济基础。但当汲取不断加强，经济活力反而会被削弱，税基收缩，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于是形成为了维持运转而加强汲取，而加强汲取却在削弱运转基础的典型悖论。这正是极权主义体制在后期所面临的典型困境，而且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财政压力下强化征收，造成经济下降使收入减少，形成更大压力，这一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加速效应”。
不受制约的极权主义不断通过强化汲取来维持自身运转时，它同时也在削弱自身的基础。而当这种削弱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民主转型便不再只是观念上的可能，而成为现实中的必然议题。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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